采访当事人：苏有传
采访记者：余琛 徐爱群 凌泽泉
人物档案
苏有传，１９３２年７月生，合肥西乡永安集人。从政４５年，长期在监察、纪检机关工作，曾任肥西县上派区区委副书记、肥西县纪委巡视员、肥西二轻局副局长。１９９４年退休。在从政期间，亲历了小井庄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
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想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不由地要提到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安徽人民的骄傲，是安徽人民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肥西县山南镇的小井村作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早已成为这一历史创举的缩影和橱窗。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当地干部群众冒着“第一个吃螃蟹”的风险，实践着“包产到户”，打破了“大集体”、“小集体”的大锅饭。如今，当深化改革再次倡导“思想大解放”之时，我们有必要回顾那段历史，以古鉴今，更好地走好前方的路。作为“包产到户”的历史见证人，苏有传给我们讲述了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包干”往事。
早旱伏旱连秋旱是诱因
记者：苏老，听说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派工作时，工作笔记记了足足有４０多本，而且至今还保留完好，有这回事吗？
苏老（微笑）：嗯，那些笔记本是我当年任肥西县上派区区委副书记时记下的。我这几天，翻了一下，关于当时“包产到户”的就有５本。
记者：您还能记起当年怎么搞起“包产到户”的吗？
苏老：这个说来话长。早在１９６１年，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地区农业生产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１９７８年的时候，肥西发生了特大干旱。早旱、伏旱连秋旱，大河断流，塘坝干涸，土地龟裂。村有晒死鸡，路有渴死鳖。粮食绝收，人畜用水极其困难。当时各级领导十分焦急，省委负责人从北京请来打井队，机井、砖井、土井一齐上马。我当时就见到，肥西县向巢湖要水，上派河上筑起５座翻水坝，一直把巢湖水引到地处高岗的城西桥；当时的二十埠大队还曾用拖拉机到合肥市区拉自来水。尽管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仍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面积岗区秋种严重缺水的问题。如果秋种再种不下去，农民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记者：那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怎么样？
苏老：那个时候由于极左路线对农村生产的干扰破坏很严重，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宁愿饿肚子也不能干，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盛行，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得很严重。
１９７８年是“公社”（相当于现在的行政乡）、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三级所有制，队为基础。农村搞“大呼隆”干活，搞平均主义，捆住了群众的手脚，磨平了劳动积极性，抓革命促生产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农业学大寨成了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那时搞的大集体，干活就是数人头，出勤不出力，自家的自留地长势好，集体的地收成就很少。照当时的生产情况，再加上天干地旱，如果再不讲究实际，当年的秋种就无法播种下去。
记者：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苏老：后来，先是省里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方设法，目的就是怎么样让群众种点自己够吃的小麦之类的“救命粮”，我们称之为“保命麦”。为了增强群众的积极性，变通的办法就是把土地借给群众种麦种菜，谁种谁收。这也就是当时“包产到户”的背景或叫诱因。
“黄花会议”议出“包产”试点
记者：当时那样的做法，在今天来讲是不是很前卫？上面的领导是不是支持这样的做法？
苏老：当时，借田可是禁区啊。幸好当时我们安徽省里一些高级领导，敢冒风险。我记得，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省里的一位领导强调说：现在是借地种保命麦，要是麦子再种不下去，你们就要当“讨饭头子”了（行乞之类的带头人）。其实，领导那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１９５０年，淮河决堤，淮北的灾民就在当地的领导带领下，转移到肥西，当时的政府给了一部分救济，但很多灾民在肥西讨饭度日。
记者：基层领导怎么样了？
苏老：省委领导话语如此之重，情况如此紧急，县、区各级领导确实坐不住了。时任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带着借地种保命麦的电文，到山南区与区委书记汤茂林商讨秋种、借地种麦的问题。常书记说：先在黄花（一个行政村）试试看吧。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５日，汤茂林同志就到蹲点的柿树岗公社黄花大队，召开有生产队长参加的支部大会，专门讨论这件事。
记者：你参加会议了吗？开会时有争议吗？
苏老：参加了会议，我当时分管四十井公社的工作，后来也是我向四十井传达了会议精神。
怎么没争议？但大多还是赞成的。在会上，有人说：“借地是好，借了又要收回，等于不借，每人三分地太少了！”有人说：“想干就得干责任田！”还有人说：“责任田都受批判这么多年了，谁还敢出这个头？”更有人说：“这边土地抛荒，那边饿坏许多人，想办法多收粮食总不是坏事……”
议来议去，大家说到了１９６１年曾尝试过的责任田。我记得当时会场气氛异常激动。最后，大家七嘴八舌议出了“包产到户”、“四定一奖”的责任制来。以“四定一奖”（即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对外作掩饰，实质上还是把地租借给农户，也就是包产到户。其实当时作这样的决定是担着很大风险的，尤其是领导干部，因为如果这样干，弄不好就砸了自己的饭碗；但如果不这样干，老百姓就端不上饭碗。
山南借田借出“包产到户”
记者：会后的情况怎么样？
苏老：会后，我就到四十井传达了文件。第二天早上，我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到处有人围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群众又不认识我，我就凑上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有人说：“区里开会说，一个人分三分地，大队和生产队昨天晚上连夜研究，今早起来就抢着分，我们怕政府有变，就赶早来了。”
当年全大队９９７亩麦子、４９１亩油菜的秋种任务分别落实责任到户，同时也把田地“租”到各户。黄花村只是发端，在黄花大队承包到户的同时，山南小井庄生产队干脆包产到户，把全队的１５３亩田地悄悄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小井庄的包干到户是冲破了禁区。
记者：看来群众很支持租地种麦，那分了地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吗？
苏老：那是！以往农村过年到了正月十五以后才上田干活，可是１９７９年年初四，我就看到很多群众在地里忙活上了，起早摸黑挑水抢种，缺劳力的请亲友帮忙，往往一天下来就能种下４０多亩油菜，不多天就全部完成秋种计划，而且播种质量很好，第二年午季获得了多年没遇的一个大丰收。
思想解放自发闯出“禁区”
记者：当时“包产到户”是担风险的，上面知道包产到户这事了吗？
苏老：当时还是“两个凡是”思想占主导地位，上面知道了这件事，下发了文件，文件精神主要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省委派来了工作组，到山南公社原原本本宣讲中央文件。
记者：那“包产到户”又怎么进行下去呢？
苏老：当时有人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后来，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向省委万里书记汇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时决定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其中虽然遭到非议，但在省领导万里和王光宇的大力支持下，试点获得巨大成功，粮食获得空前大丰收。
由于群众积极性高涨，包产到户迅速发展，到１９８０年春，肥西全县９７％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１３．６％，向国家贡献粮食是上年的３倍。
记者：那本来“遮遮掩掩”的事情，怎么到１９８０年就“正大光明”了呢？
苏老：“包产到户”在经过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的试点后，事实证明是正确的。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就对我们肥西县和凤阳县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说不会影响集体经济，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是集体所有制，而且这样做，发展了生产力。这样一来，思想一解放，“包产到户”才迅速发展到全国。可以说，肥西迈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没有当初包产到户，还会多饿几年肚子”
记者：苏老，１９７８年已经过去多年了，您现在感觉“包产到户”之所以得到全面实施的原因是什么？
苏老：这是因为当时的肥西县委思想比较解放，省里领导也讲究实际，不搞本本主义，领导干部敢于承担责任，对于当时所谓的一些社会“不正之风”，敢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敢于用实践来证明。
记者：如果当时没搞“包产到户”，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苏老：直到现在，肥西还有不少老人异口同声地说，是“责任田”、“包产到户”解救了１９６１年三年自然灾害和１９７８年特大干旱造成的粮荒。假如没有“包产到户”，起码当时的肥西还会有第二次灾荒，甚至有第三次灾荒，群众就会吃不饱，饿肚子。
记者：前不久，“两会”才刚刚结束，会上众多代表、委员提了各种改革的提案议案，而且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困难，可能也面临搞“包产到户”时的矛盾心态，您觉得从历史角度看，有什么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苏老：现在的政治环境可不像过去，比过去好了何止百倍！我感觉，任何时代，当政者都应该实事求是，以民为本，任何政策的制定也应因地制宜，毕竟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各个地方的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也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灵活落实政策，时时事事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上，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用现在的话说，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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