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商隐如此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这样思考人生：“知足是天然的财富，奢侈是人为的贫困”。但今天，我们似乎要埋葬类似箴言。
这不，3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便以《奢侈消费，挑战中国国情》为题，扫描了我国时下人为制造的“炫富场”，剖析了凸显其间的集体无意识“病灶”，并心仪拨乱反正的“新消费运动”。只是，当挥金如土已成流行色，这样的聚焦能引起多少关注？毕竟，见怪不怪了。
我赞同聚焦基调。尽管，充分满足需要是我们所希望、甚至梦寐以求的，享受生活、关爱自己也没错，而奢侈消费的具体内容既动态演化、更因人而异，但无论何时、对谁、在什么情况下，诸如铺张浪费、炫富摆阔、纸醉金迷、攀比挥霍、出不量入之类消费，无疑都不健康。
奢侈消费是一种病，我认为。这种病，物欲横流是表征，心气乱蹿是根源，本质上属精神病。
像任何病一样，如果只是偶发的、个别的，并且我们普遍能够抵御，就不算太可怕。可问题是，基于喜享乐、爱面子、好虚荣等人性的弱点，这种精神病恰恰具有很强烈的传染性，易于扩散，而四下扩散合成的大气候反过来又成为一种逼人就犯的力量，令事态滚雪球般发展。
这么说，不是危言耸听。在个体角度，比如我，尽管认定奢侈消费是种精神病，却也抱憾缺乏足够抗体，时不时难免随波逐流、病上一回，有被动的，也有主动的。从社会层面看，虽然节俭光荣、浪费可耻、死要面子活受罪之类道理没几人不懂，并打心眼里认同，但在我国跨过温饱线、迈入小康门、奔赴富裕路的进程上，奢侈消费以加速时尚化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既然人性有弱点，既然流行很容易，既然相互感染的浮世绘散发更强烈的感染力，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徒叹无奈、听任这种传染性精神病无度蔓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是精神病，就可以在精神步向文明层面开药方，因为有传染性，就可以在传染源处下功夫。
一方面，每个人都可能是传染源，但从我做起也恰可期待。人的一生，与人性的弱点作斗争而不断从中解放出来都是重要内容，这正是追求精神远离原生态、走向文明态的体现。拒绝奢侈消费，虽说并非轻而易举，却不妨尽力为之，即使做不到大获全胜，也总是能有所收获。
另一方面，对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对担负社会公共治理职责的政府，以制度硬约束消减其作为传染源的传染性应更可为。如，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就列举了挥向奢侈浪费的十把砍刀——砍豪华办公楼，砍形象工程，砍文山会海，砍庆典活动，砍公款吃喝，砍祭祀活动，砍决策失误，砍评比达标，砍公车私用，砍公费出国（3月7日《法制日报》）。
我的意思是，有所为，奢侈消费这种传染性精神病就可遏止，不至于发展到令我们精神崩溃。
否则呢？不妨，看看去年8月30日《新快报》的这则报道——美国《新闻周刊》杂志驻巴黎记者达娜·托马斯，写了本《奢华：奢侈品是怎样失去其光泽的》，最后一章引用的卓别林的一句话是全书主调，卓别林说的那句话是：“我能想像的最悲哀的事情是习惯了奢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