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劝富济贫”，倡导县里的煤矿实施“一矿一事一业”，一般煤炭每吨捐献30元，利润稍低的电煤每吨捐资15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一事），或创办一个有利于带动农民增收的非煤产业（一业）。（1月8日《中国青年报》）
    以穷人或慈善的名义借红头文件“索捐”，并非吕梁的政策专利。河南新郑市也曾以红头文件对全民“劝善”，打造所谓慈善城市。其实，类似由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不管其当初动机如何，最终结果怎样，本质都是行政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蛮干行为。
    有些煤老板或许真存在所谓需救赎的原罪，但其途径必须是纯道德层面的劝善，而不是以红头文件对其采取倒逼和施压之势。毕竟由权力主导的“劝富济贫”必然使慈善变味，直至沦为实质性的“劫富济贫”！政府红头文件理直气壮向煤老板索要慈善，涉嫌对慈善实施了道德绑架。慈善向来不是义务，更不能掺杂半点的裹挟和强制，而穷富差距也绝构不成富人必须慈善的理由。政府若欲改善财富分配领域的不合理成分，可以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而不能将所有必经的法律程序简化为一纸“索捐”政令了事，哪怕以打造慈善事业的名义。
    一个社会，私产能否得到公权力足够的尊重，抑或公民有无财产权，既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更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因为公民的财产权一旦得不到切实的保护，各种形式的抢劫与掠夺，便都将演变成英雄的壮举。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也只有强盗或蟊贼，才会无视公民的财产权。因而，有学者把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称为自由社会的双重基础，更是社会秩序的柱石。吕梁市政府出台的“索捐文件”，似乎给人以某种道德上的纯洁假象，但骨子里却充斥着平等主义的暴戾之气。
    公权“索捐”不仅令社会财富分配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更暴露了公权力对公民私产所不该抱有的一种觊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