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中，马龙·白兰度留下了《欲望号街车》、《飞车党》、《尤里乌斯·恺撒》、《现代启示录》、《巴黎最后的探戈》、《叛舰喋血记》、《超人》等６０多部影片，凭借《码头风云》、《教父》两度问鼎奥斯卡奖。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８０岁的马龙·白兰度病逝于洛杉矶，他的辞世标志着美国电影行业一个时代的终结。
本书是马龙·白兰度在他初登纽约舞台５０年之后口述的生平。
渴望爱的童年
我是１９２４年４月３日深夜１１点钟在奥马哈的妇幼医院降生的。我们家世代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基本上是爱尔兰后裔。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我想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相当准确而精妙的直觉，还有对音乐的热爱。我的韧性则可能来自父亲的遗传，他是个真正坚忍顽强的男人。
父亲上中学时爱上了母亲，我想他爱上妈妈是因为她活泼开朗，谈吐风趣，不拘小节，而且也和他一样喜欢纵情大笑。他始终不肯原谅狠心撇下了自己的母亲，这残存的怨恨之情注定要由妈妈、我们姐弟三人和酒吧里企图用目光威慑他的随便哪个人来消解。
母亲是个娇弱而风趣的女人，喜欢音乐，求知欲强，却并不比父亲疼爱我们。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她的情感失衡是什么因素所导致的，不明白她怎么会酗酒。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她想用酒精麻醉自己，借以忘却对生活的失望。
有时候母亲醉得不省人事，酒吧里的熟人或者陌生人会把她送回家；还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到处找她。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沿着芝加哥的贫民窟挨家挨户地询问，推开一扇又一扇酒吧的门，把头探进黑洞洞的厕所，看她在不在其中的一个马桶上。
我１４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把她找回来，领她上了楼。我坐在楼下的客厅里。我听见她摔倒了，接着是耳光和拳打脚踢的声音，我赶快跑上楼。她躺在床上哭泣，父亲气鼓鼓地站在床头。我简直气得发了疯，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像《圣经》里的大力士歌利亚一样全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在他的鼻尖下，我用低沉而清晰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你要是再打她，我就杀了你。”他怔怔地直视着我的双眼，僵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孩子愤怒之极，胜过了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人。
叛逆的青春
在利伯蒂中学，我是许多老师和朋友父母的眼中钉，他们有的把我看作瘟神，唯恐避之不及。父亲决定把我送到他的母校——位于明尼苏达州法里博的沙塔克军校。他认为纪律的约束对我大有好处。
自南北战争后不久，沙塔克便为美国陆军培养了很多战士。从第一天起学校就给我们灌输该校的传统和校友们的光辉业绩。我到沙塔克大约３个月后，军校校长——纽巴·弗莱彻博士，我们都叫他“大号”纽巴召集全体学员集合，向大家宣布美国向日本宣战的消息。我站在前排，他看了我一眼说，我站的位置恰好是我父亲当年坐过的位置，当时他开会宣布的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因为我父亲从该校毕业后当上了炮兵中尉，我猜想“大号”期待并理所当然地希望我也能得到授职。可是我一分钟都不能忍受穿军装的生活。
沙塔克的钟楼每隔１５分钟敲响一下，命令我们去上课，吃饭，睡觉，集合或者准备训练。它是代表权威的声音，我恨它。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忍无可忍，于是深夜爬上钟楼，把钟锤卸下来。当时是春天，皎洁的月光撒满大地，我心情舒畅，怡然自得。我背着钟锤走了几百米，挖了一个小坑把它埋在里面。我得意地咧嘴笑了。第二天早上，整个校园异常安静。长官们聚集在钟楼下面，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只好找来一位会吹小号的学员，命令他每隔一小时吹一次号。蹩脚的演奏让我笑痛了肚子，差一点住进医院。
教员们搞清楚钟锤被偷之后，就集合全体学员，命令罪魁祸首自动站出来承认错误，全营被“限制自由活动”，长官确信，犯错的人会向别人吹嘘自己的偷窃行径，只要惩罚全营的学员，一定会有学员告状。我马上宣布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自行调查这一犯罪事件，我说，这是对沙塔克军校神圣传统的胆大包天的亵渎。我的表态当然让教员们喜出望外。直到今天，每当想起这次巧妙布置的骗局和我当时那煞有介事而从容不迫的气度，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这个疑案始终没有水落石出。在军校，当一名成功的破坏分子的秘诀是单枪匹马。如果你是唯一知晓秘密的人，只要你机智而谨慎的保守了秘密，就永远不会受到怀疑。
我喜欢的少数几门功课包括英语，教英语的是瓦格纳伯爵，他引导我发现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语言娴熟精准的驾驭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大教室，我有很多时间阅读莎士比亚，那时候背诵的很多台词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忘记。
第二年，一位硬汉上校受命来沙塔克视察，长官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一直是个捣乱分子，但我具有一定的领导素质，因为我每次制造麻烦，都会让其他学员参与进来，而且钟楼的大锤神秘地消失之后，只有我体现了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上校走过来对我说：“战士，你的营长牺牲了，你打算怎么办？”
“先生”，我说，“我会找连长。”
“连长也牺牲了呢？”
“那我就找班长。”我说。
“班长也牺牲了。”上校回答说，“这种情况下你又怎么办？”
“先生，”我回答说，“我想我会赶快逃命。”
他们把我关在房间，要我闭门思过，我感到百无聊赖，就决定进城。不巧的是，我的擅自离岗很快就被察觉，立即遭到了开除。
我到伯爵那里向他辞行的时候，他说的话让我完全意想不到：“别担心，马龙，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知道你会名扬天下的。”
他拥抱我的时候，我一下子热泪盈眶。我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我没有意识到，多年来我一直压抑着被爱、得到肯定的渴望，这一刻才得以释放。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如此慈祥，如此明白无误地鼓励和关心我。我凝视着伯爵的双眼，直到现在，每当我回想当时的那一刻，他对我一生的影响仍然让我百感交集，心潮起伏。
拍《欲望号街车》
我走到了人生的交叉路口，我去了纽约。伊利亚·卡赞正在计划导演田纳西·威廉斯的一部新戏，《欲望号街车》，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男演员扮演男一号斯坦利·科瓦尔斯基。最后，他们决定让田纳西·威廉斯决定男主角的人选。田纳西在科德角有一幢度假别墅，卡奇建议我去那里拜访他。卡奇借给我２０美元，用来买火车票。我在纽约就把钱花光，一文不名了，结果只好搭便车，比原定对台词的日期晚了一两天。我找到了田纳西的住处的时候，他向我道歉，因为卫生间的水漫了一地，我自告奋勇给他修理。我对了斯坦利的台词，又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接着他就给卡奇打电话，说他希望让我扮演这个角色。
过了好多年，田纳西的遗嘱执行人玛利亚·圣贾斯夫人把他当时写给经纪人奥德丽·伍德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我：
亲爱的奥德丽：
……让白兰度来饰演斯坦利，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难以表达。此前我没有想到，让年轻演员来诠释这个角色，可以为戏剧增添意想不到的意蕴。他让斯坦利这个人物变得更加合乎人性，体现了年轻人的暴虐和冷酷，而不是成熟男人的阴险狡猾。我不愿意剧中的哪一个人物成为过失或者罪责的焦点，而是希望表现人与人之间由于误解和麻木酿成悲剧的主题…… （摘自《文汇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