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相信了？”老人家一阵冷笑，“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如果要彻底检查必须开膛破肚，这样的话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下来！既然没有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放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让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外面的同志只要一见李宁玉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了解的世界。
青藤，紫竹，鸟语；
老人，暮年，世外。
眼前的一切是我诚惶诚恐地走进老人家乡下别墅的第一印象。院落不大，但清风雅静，花香鸟语，听不见市声，闻不见俗气，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味。一栋三层小楼，红砖黛瓦，青藤攀援，紫竹环绕。客厅的布置中西合一，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式的沙发、躺椅，又有纯中式的神龛、案台，香火袅袅，供奉着观音菩萨。尽管一见面老人脸上依然残留着昨日的愠容，但我发现精致的藤桌上已经摆好了紫陶茶具，由此我明白老人已准备接受我的采访。我心里窃喜，但决不溢于言外。我深感低调也是一种厚重，只不过这种厚重与老人家的厚重不一样，她是参与者、经历者、拥有者，而我是挖掘者、守望者。
当保姆将沏好的铁观音倒入茶杯，那缕缕轻清的飘香，带着我和老人飘回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惊心动魄的往事中。很明显，老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的，她穿一套淡蓝色婆婆衫，飘逸而有质感，一只鸡血玉的手镯悄然地透出她的高贵和富有，白皙的皮肤密布着无法掩饰的老年斑。尽管萎缩的嘴唇涂抹了淡红色的唇膏，像在努力地守护多年的秘密，但此时此刻，我总觉得像走进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老年的场景：她们的眼神里都暗含着一种逝去的时光，和一种世纪老人特有的闪烁不定的秘密和迷茫。
“老人家，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我直奔主题。
“你应该问我，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老人反驳我。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伪军！”
“您是李宁玉的同志？”
“那要看怎么说，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我恍然大悟：“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
老人家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像框——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从他紧锁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是相当不愉快，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0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