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三十个年头了。每年的清明，我都捧着一束鲜花去给他扫墓。
建国初期，家乡来了工作组，见父亲忠厚又有文化，就让他一起参加反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父亲当时才二十几岁，工作积极性很高，工作组布置的任务样样都完成得出色，不久就被吸收入党了。
那时候我还很小，成天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去上小学校。听说父亲也是共产党了，内心油然生发出一种自豪的感觉。
我们村坐落在圩堤之上，圩里有好几个生产大队（后来的行政村），经常有一些诸如兴修水利、调配水源、修建道路等公共事务需要有人组织，也有一些人事纠纷需要有人调处。因为是跨行政区域，工作有一定难度，组织上便要父亲担任“圩长”。他成日价在圩堤上跑跑颠颠，有时搞得很晚才回家，清癯的面孔晒得黧黑。有一天晚上，党支部开组织生活会，会场就在我们小学生寝室的隔壁，发言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只听一位和父亲很要好的老同志说，老周同志什么都好，就是劳动性差一点，希望今后注意。父亲诚恳地接受批评，并当即表示要认真改正。父亲是做不到的事不说，说了就要做到的人。我发现，从那以后，父亲在工作之余，黑早黑晚，总是要到生产队干一点农活，或抓起车拐替下别人车一会水，或担起扁担加入挑稻把子的人群，手上、肩膀上都起了老茧。有一个初春的早晨，我从城市中学回家探亲，踏着圩堤上尚未消去的薄霜，感觉寒意袭人。离村外的涵闸多远，就看到一群人围在涵闸的下面，不知干什么事情。我正在狐疑，只听父亲从人群中向我呼喊：“带烟了吗？快拿过来。”父亲奢烟，每次回家，我总要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钱给他买上一两包香烟。听到呼喊，我赶快向人群跑去，一边走，一边打开烟盒。原来，他们都站在涵闸下面的水沟里捞泥巴。春耕就要到了，要从堤外的大河里通过涵闸向圩里引水灌溉农田。这会，父亲正在带领大伙儿清理闸前过水的通道。我把烟一一散给大家，最后走到父亲身边。只见他裤脚高绾，站立在没膝深的水里，瘦削的腿和捧着泥块的双臂都冻得发紫，身上溅满了泥浆。我把烟递到他的嘴边，他的嘴唇哆嗦了好一会才衔住烟卷。我划根火柴帮他点燃了香烟。父亲和他的同伴似乎从这微弱的火光中得到了温暖，又继续干起活来。父亲啊，父亲，我理解你的心思，你是要用最艰苦的农活，甚至用近乎对自己的折磨来表达改正缺点的决心啊！
父亲一生不贪不占，清廉自守。他管理的圩子是个多灾的地方，汛期大水一来往往受灾，政府便要发救济粮、款。这些粮、款很大一部分要从父亲的手上经过，他没有往家里多拿一点。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就要母亲到亲戚家去借贷。他从建国初就当干部，但直到去世，二十多年中，我们家一直住在草顶土坯的房子里，后来添置的房屋仍然是草顶土坯的结构，与周围的群众没有任何两样。父亲一辈子爱整洁，衣服总是浆洗得干干净净，穿得熨熨帖帖，但却没有过一件上档次的衣服，终其一生，甚至没有穿过一寸毛线。父亲又是个极其精细顶真的人，凡事钉是钉铆是铆，从不苟且。我们那个圩上曾经办过一个碾米厂，周围群众把稻子送来，或加工或兑换成大米。说是碾米厂，其实就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操作工，收加工费、算账、管账，全是父亲一个人代劳。每一笔账，父亲都算得清清楚楚，记得明明白白。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清理他的遗物，发现一个账本和若干现钞。账本上，某年某月某日，谁家送来多少稻子，按几折折成多少大米，多少米糠，加工费多少，米糠是带走了还是作价留给厂里，作价作了多少等等，笔笔如此，毫不含糊。我和圩上接收的同志共同核算了一下，累计的加工费收入与现钞一分不差。算着算着，接收的同志也感动得落泪。父亲一生收入微薄，又爱抽烟，拮据的时候，宁可把香烟的等级降下来，也不动用公家一分钱。
父亲一生没有做过大事业，但是谁能说，农村不需要这样的干部呢？他是挡水的堤、护堤的草啊！●周本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