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住在淮南的老战友刘英来电话说，她正陪伴老姜在合肥住院。老姜已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大约还有半年的生存期。刘英说着就哭泣了起来。
老姜是刘英的老伴，也是我的老领导。５０年代初，我和刘英从野战医院护校毕业，被分配在该院八队二病区当护士。我俩去二病区报到时，接待我们的年轻指导员老姜，恰好是刘英的南京老乡，两人一见钟情。后来他俩准备结婚时，组织上“政审”发现刘英的父亲移居在香港，没批准他俩结婚。但老姜却痴情地非刘英不娶。当时领导就让老姜在指导员和刘英之间作出抉择，他要同刘英结婚就得离开领导岗位。老姜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英，使刘英万分感怀。婚后，老姜便成了普通办事员。那年代政治运动多，刘英因父亲在香港，常被作为运动对象而受批判，自然也株连到老姜，致使老姜长期徘徊在办事员的职位上，但老姜对此从无怨言。当时刘英觉得对不起老姜，坚持要同老姜离婚。老姜总是耐心开导她，并在感情和生活上更加关怀她，使俩人的婚姻超出一般夫妻的甜蜜，令那时的同志们都很羡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刘英终于卸下了父亲在香港的政治包袱，老姜也被破格越两级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然而，正当他俩欢度晚年时，偏偏老姜得了绝症，刘英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作为老战友，我也万分悲痛。
我放下话机就匆匆赶到了老姜住的医院，见躺在病床上的老姜神情萎靡，连说话也有气无力，但他还不安地对我说，刘英的心脏病很严重，前两周还发过病。现在又陪他到合肥来，万一再发病怎么办，便责怪自己的病会把刘英拖垮的。
我听重病中的老姜还对妻子怀着深深的歉疚和关怀，不由一阵心酸。这时刘英忙拉我到门外，伤心地抱住我说：我还不敢把病情告诉老姜呢！可这几天，我也不知是怎样过来的，白天还要装着笑去面对老姜，晚上躺在他床边伤心，还不能哭出声。我上半夜吃片安眠药，只睡个把小时，下半夜还要吃片安眠药，再睡个把小时。其实我根本不想睡，可我必须睡，我要保证自己能撑住呀！我只求老姜能多活几天，能多陪伴我几天……
刘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我也陪着她伤心得无法自控。我知道刘英的心脏病和我的心脏病一样，是突发性房颤，每发作时心跳加速，还伴心绞痛，较危险，往往要送医院救治。我不得不理智地劝刘英要注意心脏，不能太伤心和劳累。她却说顾不上自己了，若老姜要走，她活着也没意思，不如跟他一起走。我只好再劝，老两口总有谁先走谁后走的一天，要她勇敢地面对现实。刘英竟哭出声说，我与老姜可是风雨同舟五十载的感情啊！哪能说割舍就割舍了呢？刘英泪流满面，无法在痛苦中自拔。
我真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我默默地为老姜祈祷！
·汪丽筠· |
